巴金留在南京的足迹

作者：褚家亮    《南京日报》2012年5月15日B4版

         今年是南师附中110周年校庆。当年，年轻的巴金也曾在这里求学。寒窗苦读的日子，让这位文学大师和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5年的巴金

当年的校门

曾在鱼市街租住平房苦

    “我不能够在家里再住下去了，我要走……我一定要走。我有好多朋友，他们会帮助我。”这是巴金的长篇小说《家》里的主人公觉慧对他大哥说的话。那时，觉慧18岁，恰恰与巴金离开家乡来南京的年龄相仿。

    巴金，原名李尧棠，出生在四川成都。父母的早逝，封建礼教的压抑，使他过早成熟。1923年，他和三哥尧林一同考入了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此前，兄弟二人一同坐着小木船离开家乡，先是来到上海，进入南洋中学。但这个学校是五年制，巴金只能插班到二年级。而他们在成都时已经花了2年半时间读了成都外国语学校的补习班和预科，这样重复读书所费时间太长，经济上也不允许。于是，经同乡介绍，他们转到南京收费较低的东南大学附中。学校允诺他们插班学习一年半，成绩优良就可获得高中毕业证书。

    巴金先在补习班学习英语，第二年插入高中三年级。兄弟俩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按时毕业。

    初来南京，他们住在学校附近的北门桥鱼市街21号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那时，巴金在南京人生地不熟，除了几件铺盖行李和书本外，身无长物，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学校的许多同学喜欢跑到台城过夜，为的是能俯瞰玄武湖的夜色，然后在那里大发怀古幽情。巴金没有这样的雅兴，他闷在那间小房子里，每晚用一只破皮箱当凳子，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凑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微亮光，聚精会神地读书、写笔记。南京的夏天有如火炉，冬天又特别冷，屋里屋外一样的温度，他常常被冻得直跺脚。有时累了，巴金会走出屋子，后门外有一片菜地，上面种了一些青菜、西红柿、黄瓜等，清香的菜花味道，让巴金顿感清爽。有时他也会与三哥或同乡下几盘象棋，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

    后来，巴金回忆起这段日子，十分感慨地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

    好在，当时的东南大学比较开放，英国哲学家罗素、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我国学者梁启超等有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曾在这里作过精彩演讲。巴金和他的同学们都曾经是台下的热心听众。

  以校友胡风为原型创作小说《死去的太阳》

    当时，巴金与胡风同校。巴金比那时叫张光人的胡风高两班，但曾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史，还在校刊上读过他的文章。胡风的激进思想和犀利文笔，引起了巴金的注意。

    1925年，巴金毕业离校前，上海发生了“五卅”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南京也不例外。全市大中学校师生和各界爱国团体上街游行，胡风和巴金都在队伍之中。

    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胡风是最活跃的鼓动者之一。他常驻下关，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深入到罢工群众中，帮助他们安排生活，和英国厂商斗争。有一次，胡风在学校的讲台上对全校师生演讲，在讲到下关工人罢工后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窘迫时，他控制不住情绪，痛哭流涕，责备那些无动于衷的同学，号召同学们继续捐钱救助工人。巴金被胡风的激情所动，会后和一些同学跟随胡风乘着小火车去下关工厂参加活动。

    后来，巴金创作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作品中描写了“五卅运动”在东南大学和南京各界激起的波澜，描写了东南大学大学部和中学部的师生及其他学校的学生在下关的游行和演讲，还描写了工人罢工、复工等情节，透露出昂扬的斗争热情和饱满的爱国热情。其中以胡风为原型塑造的方国亮这个人物，成为小说中的亮点。

    虽然后来巴金自己曾遗憾这部作品“太幼稚了”，不过，他又承认这“失败之作”产生过影响，因为它“虽然幼稚，但它们又是多么真诚”。几十年后，巴金在《怀念胡风》一文中还重提旧事，可见那场斗争在他脑中记忆犹新。

    因“一·二八”事变被困南京多日

    巴金毕业之后再次来到南京是1932年初。那是1月25日，生活在上海的巴金，应友人陈范予之邀，到南京会朋友再游玩几天。他正打算写中篇小说《海的梦》，但仅仅开了个头，就没有了灵感。此时他“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他是带着开明书店印的400字一页的一沓稿纸来到南京的，以期在旅途中产生灵感能再写下去。

    在南京玩了几天，按计划，他于1月28日晚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但是，火车开到丹阳便停止前行。有消息传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火车只能重回南京。

    天亮后，巴金回到鼓楼的小旅馆，然后又去找南京的朋友。在朋友家他看到一张《新民报号外》，上面有上海战事的消息。巴金的心被沉重的石头压紧了。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住房和房子里的书本，而是闸北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人。

    随后的几天，巴金从城北到城南，从大街到小巷，不停地奔波找朋友，商讨回上海的途径。此时的巴金已不像7年前在南京读书时那样困窘，他有了很多朋友，有朋友邀请他到自己家去住，还有朋友找各种办法帮他回上海。

    这短短几天可谓一波三折——火车只能开到苏州，包汽车租不起，坐轮船又不能如愿，他决定还是到天津找三哥去。可是，当巴金来到下关码头时，忽然一个湖北人问他是不是要到上海去。巴金喜出望外，立即改变计划，跳上一只小划子，迎着风浪，被送上停在江中的一艘去上海的轮船。

    后来，巴金在《从南京回上海》一文中记录了这几天在南京的见闻。他写道：“早上我到舱外去看，只看见一片白色。下关被雪覆盖了，紫色的山横在一边，现在积了雪，白白地发亮。依旧刮着北风，依旧漫天飞着雪花。我立在甲板上往西望去，我几乎认不出来我昨天分别的南京了。”

    被困南京的经历，使巴金将《海的梦》变成了一篇抗日的小说。他为此说：“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放进了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

校园中的巴金塑像

    巴金对南京的感情一直那样浓厚。1974年，巴金刚刚走出“牛棚”，在还没有完全被“解放”的情况下，以李尧棠的名字悄悄地订了一份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文教资料简报》。这是他获得相对自由后订阅的第一份刊物。从此他成为《简报》的一名热心的读者和作者，还特地把他的《随想录》第一辑首先交给《简报》发表，扩大了刊物在读者中的影响。

    1982年，南师附中80周年校庆时，巴金因身体不好无法前来，但他还是亲笔写了一封信，并捐赠了一批自己的文集和其他书籍给母校。在所赠的每一本书的扉页上，他还亲自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晚年的巴金定下不接见客人、不题词、不担当荣誉职务的“三不”原则，却多次为母校破例。他十多次为母校赠书，并亲笔题词“掏出心来”。